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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问题我们提供的只是思考空间

  近年来,聚焦教育题材的影视剧不少,但真正深入直面教育现状的优质作品却不多。在《小欢喜》总制片人徐晓鸥看来,家家有本难念的经,教育问题本身,其实没有固定答案;主创团队希望做的,是提供一些思考方法,提供新的人物、新的生活逻辑、新的教育理念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“原生家庭”是近年来极受大众关注的话题,有许多人认为,《小欢喜》同样反映了原生家庭的乐与忧、“罪与罚”。其实,你们的重点倒并非“原生家庭”吧?

  徐晓鸥:重点绝不是“原生家庭”。《小欢喜》里高考阶段的这个年龄,正是孩子们处于成人与未成人之间的那个点上,我们在剧集里面更多还是想表达亲子关系,讲怎么做父母和怎么做孩子的问题,讲父母和孩子如何共同成长。这个故事,其实更多偏重“怎么做父母”,是站在父母矫正自己的立场上说得更多一些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剧集里方家、宋家、季家这三个家庭的“人设”,最后怎么定下来是观众在荧屏上看到的这个样子的?创作团队觉得这三种家庭在当下的中国,相对最具有代表性吗?

  徐晓鸥:我们请了《小别离》的原著作者鲁引弓老师,就等于像是个命题作文吧,我们说想再写一个名叫《小欢喜》的、主题是高考的故事。鲁老师他是记者出身,所以他有去很多学校做了采访、座谈,然后选了其中打动到他的、有普遍代表意义、有特点的家庭来写。到了剧本商量的阶段,我们就“拎出来”原来小说里的这三组家庭,保留了有控制欲的单亲母亲家庭,以及官员家庭这两个家庭的基本“人设”;改造了方圆、童文洁这家,原著里关于这户人家的一些设定,比如婚姻出现问题等,我们没用,而是根据演员的情况,呈现了一个特别和美的家庭。

  电视剧里,方圆、童文洁一家是相对最普通、最有代表性的。宋倩呢,确实是在我们整个的采访过程中,孩子们提到的、占比较高的那种控制欲颇强的母亲的形象,或者说可以被提炼为表现“爱的沉重”的一个典型吧。季家这样的官员家庭,也是在采访中看到的,我当时还挺兴奋的,觉得第一就是在电视屏幕上很久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物和故事了,第二就是表面上看,官员家庭像特殊群体,但其实反而是季胜利这样的爸爸最有代表性,是大部分中国传统家庭模式里都有的那种严肃、古板、权威的父亲的面目。总的来说,这三家都是很有代表意义的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鲁引弓的原著小说更“焦虑”,比之剧版更显几分暗色调。电视剧主要对哪些内容做了较大改编,又是出于什么理由要做这些改动呢?

  徐晓鸥:其实小说主要还是提供一个样本吧。它提供一个结构,包括它有高考楼这样的一个设定。小说或许真的让读者觉得更焦虑一点,但是我们在进行剧本创作的时候,首先不想讲阶层,不想讲过多的经济状况给教育带来的问题,因为我们反映的是一线城市的教育问题,如果归结到经济这个点上,主题势必就又会发生一些偏移。在可承受的范围内,在教育上尽到最大的责任,而不是超越自己的经济能力去教育,我们想框在这个框架里,来讲排除掉金钱等方面的因素的家庭教育的问题。

  实际上,我在很多采访里讲过,《小别离》我们是觉得有点遗憾的,因为当时整个市场上教育题材比较少,我们自己也是第一次做这样的题材,心里面多少还是有一些“不笃定”,所以就借了很多“拐杖”,比如中年危机啊、夫妻矛盾啊等等。但经过《小别离》之后,我们看到了观众的反馈,然后就觉得还是要更聚焦到教育的这个主题上,这才是观众最想看、最有兴趣的——这也是我们原本最想表达的,和观众的期待是契合的。因此,在做《小欢喜》的时候,我们摒弃了很多可以放大的东西,就集中在亲子矛盾上,来把这个主题尽量地说透一点,尽量在篇幅之内,说得真切一点、深刻一点。对小说原来有一些描述阶层,包括有些中年危机啊什么的,这些我们其实都减少了。

  还有一点,是跟《小别离》一脉相承的,我们想讲一个在爱的环境里产生的亲子关系。这次大家可能觉得比较有意义的是,剧里没有恶的东西,每一个人都有生存困境。大部分普通人的生活,不恰是这样么——“我想为你好”,但是为什么最后矛盾还是这么深。我们想写这样的矛盾,而不是恶意的,因为我的痛苦,然后我也强加给你痛苦……父母和孩子间很少有这样的情况,很多时候,结果不尽如人意,你也不能说出发点就一定不是善与爱了。

  《小欢喜》播出后,其实每一个角色都是有粉丝的,或者说都是有观众站的。比如说宋倩和乔英子这对母女,很多人表示理解宋倩,觉得作为女儿的乔英子太脆弱了;但也有很多人说理解乔英子,觉得作为母亲的宋倩控制欲太强。大家都看到每个人身上的问题,都有为什么是问题的理由,剧里的角色就像我们身边活生生的人,而不是纯戏剧性的那种。我们身边真正的恶人是很少的,你哪怕觉得ta面目可憎,可是如果你仔细观察、聆听ta,你就会发觉ta也是有自己的生活逻辑的,是可理解的。所以我们其实是站在剧里每一个人物的视角,找到他们的生活逻辑,而没有把他们纯粹作为正面人物或负面人物去塑造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在创作过程中,团队的头脑风暴激烈吗?有较大争论吗?连续参演《小别离》《小欢喜》两部“小系列”的黄磊,这次还担任了编剧工作,他提供了哪些很好的点子?

  徐晓鸥:我们是一个很默契的、坦诚交流的创作团队,经历了《小别离》之后,我们也讨论了很多case,一路过来,大家在创作上还是很心心相印的。

  争执呢,当然有。因为艺术作品嘛,大家都有一些不同的艺术坚持和艺术追求,这都是特别好的事情。包括我们前期,你看到小说里面是没有延续《小别离》的人物的,那其实关于要不要延续《小别离》里的人物,我们就经历了很激烈的、长时间的争论和互相纠正。最终,我们保留了方圆、童文洁的名字、人设,但没有保留他们原来的那个家庭,换掉了原来的女儿朵朵,换成了一个儿子(方一凡)和一个侄子(磊儿),现在看来,这样处理效果还是很好的。因为不用方圆、童文洁的名字,同样还是由黄磊、海清来演,感觉上会有点错乱;可如果还是“方圆+童文洁+朵朵”的家庭,就有点重复了。所以争论了很长时间,站两派的都有,最后大家才想出来,可以是现在这样的组合,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。

  黄磊老师呢,他在《小别离》的拍摄过程中就对剧本做了很多的加工,包括台词上,包括根据人物做一些整理、修改、润色,观众后来看到的人物的很多弧光、亮色,都是黄磊在原有的编剧基础上的努力。当时我们就说要不你就做了这个编剧得了,他说不了,我不过是演员的创作加分而已。他其实写过很多东西,有手写的剧本稿啊——黄老师到现在都还是不用电脑写的,他的所有剧本都是手写的,大概他的思维和他的手更匹配,这种方式更舒服吧。那这次《小欢喜》,黄老师一直在前期的策划里面,我们前期是请过张巍老师写过大纲和分集的,后来因为她的时间有冲突,黄磊就接过了剧本,所以后面的剧本是他带着联合编剧一起来做的,他自己写了很多,这一次他是更名副其实地承担了编剧的工作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宋倩情绪失控打乔英子、刘静和乔英子星辰大海、方圆借酒浇愁又闻金庸去世回家哭诉……《小欢喜》里的好几场戏都上了热搜,话题的发酵,都是团队创作时“有所预料”的吗?还是亦有“出乎意料”的感觉?你怎么看观众的热议?

  徐晓鸥:比如英子跳海那场我们是预估到的,因为情感是到了最高点。只要观众一直跟着剧情走,走到这个地方,大家一定情绪也是高涨的,这是戏剧的结构所决定的。

  比较出乎我预料的,是天文馆星辰大海那场戏。刘静和乔英子的这段戏,是黄磊在整个剧本里最得意的片段之一。因为情节一般都是要为人物服务的,在这个人物的发展过程中起到某种作用,但刘静和乔英子彼此的人物命运中,她们并没有对对方产生实质的作用,没有改变任何对方的行动,她们真的只是互相宽慰、互相温暖。这一笔,当时我看剧本的时候也觉得拍案叫绝,太华彩了,具有文学感,也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。

  它或许并不如何符合戏剧人物的一些标准,这一笔是写得很淡的,它不像乔英子、宋倩之间的情感,是写得很浓烈的,刘静和乔英子她们两人之间的星辰大海,是非常超然的状态。此前,我们确实想过,会有一些观众,比如像我本人这种,会很喜欢星辰大海这场戏;但也觉得,另有很多观众可能会忽略这么淡的情感。所以,后来网上爆出来的时候,我自己是发了朋友圈,觉得特别感动。观众对这个点有这么大的共情,你就有那种被get到了的喜悦。这个点是最出乎我意料的热搜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黄磊和海清他们从《小别离》的夫妻档延续到《小欢喜》的夫妻档,角色名字也没变,在和他们的合作过程中,你感觉这回他们表演上是否愈发驾轻就熟?

  徐晓鸥:是啊,很多人都说,他们的表演简直太行云流水了,仿佛线多年的夫妻。这一个是源于他们的默契,认识那么多年了,经常在一起讨论,海清对黄老师很尊重,有任何生活上、工作上的问题,她经常会找黄老师聊聊,我觉得黄磊一直是她心目中最信任的师长之一。第二个当然是源于演员的表演能力,我认为他俩都是这个行业顶尖的从业人员,而他们在《小欢喜》里的表演是有改变的。

  《小别离》里,他们更精英一些,到了《小欢喜》,这次特别是黄老师的表演,我觉得很多人喜欢他的那个哭金庸的桥段,是因为有中年男人的共情,这个点叩开了他们的心扉一角。亚洲男性那种表面的坚强,忽然就被叩开了,觉得在这个点上哭一下也没关系,所以这是黄老师非常厉害的一种引发共情的能力。很多人因此更喜欢方圆这个角色了,是看到了他的脆弱、不堪、怂。这个反而是我们生活里的一些真相,黄磊的演绎这回更加扎根在泥土里了,没有那种“这事我懂”的睿智感,他为了贴合角色放低了很多东西,更融入了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咏梅很适合演刘静这样的角色,而陶虹本人性格和宋倩相差挺大,怎么想到请这两位出演的?她俩各自的“老公”王砚辉和沙溢又是如何敲定出演的呢?

  徐晓鸥:其实这六位演员都是我们的第一人选,当时看剧本就想到这六个人的组合,我们比较幸运,都请到了,我觉得我们选得特别好。(笑)

  咏梅和陶虹最大的问题,是陶虹挺长时间不演戏了,咏梅近来戏演得也不算多。我们和咏梅老师合作过《悬崖》,她演男主张嘉译的太太,那种沉静、隐忍的感觉……而陶虹老师外表的温柔和内心的强大,还是明显的,更不要说她的表演能力了,公认的好。这几个演员都赋予了角色更多色彩,充分进入人物的世界,把人物演活了,演出了立体感。所以很多观众说如果宋倩、乔卫东这对CP不是陶虹和沙溢来演的话,那看着可真就太讨厌了。其实沙溢原来在剧本里没多少戏,乔卫东在宋家就是一个闪进闪出的、“诈尸式”的人物,很多人问我他片头为什么是特邀出演,我说因为一开始戏不多,就特邀他(友情客串一下)了。结果一开演,发现他和陶虹化学反应特别好,然后我们就在拍的过程中狂给他加戏,把他那条线就给加完整了。沙溢演得太好了,我们舍不得放他走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作为柠萌影业教育题材类作品“小系列”的第二弹,《小欢喜》是否面临着比《小别离》更大的压力和挑战?如何更好地自我突破?对于教育题材,公司在市场把握上是否已经渐渐夯实了地基,或进一步深挖开拓?

  徐晓鸥:我先说“小系列”吧,我们会坚持做教育题材,第三部《小舍得》的剧本已经在创作过程里了,明年会开机,大概也准备得七七八八了。

  现在市场上教育题材的作品逐渐变多了,我觉得我们找到了一些做教育题材的方法、心得,教育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话题,其实,现在中国城市家庭最大的难题恐怕就是教育了,它是一个特别无解的题目。我们的家庭需要非常多维度的方法、启迪,而在文艺作品里就此为大家提供一些思考的空间,是很有寓意的,很有价值的。毕竟,教育事关未来。

  因为《小别离》取得了一个好成绩,所以创作团队做《小欢喜》的时候的确有一些心理负担,担心“续集魔咒”吧,汪俊导演也曾嘀咕,可别自己把做出来的牌子又给砸了啊。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敬畏心,大家更不敢偷懒了,就很“战战兢兢”地、希望认真地找到一些新的突破点。包括我们总结了《小别离》的一些得失,那次借助了拐杖,这次要更聚焦;包括《小别离》里三组家庭的强弱,相对来说主线突出,另两家弱了点,这次三组家庭的比例更得当,更丰富了。而《小别离》的一个优点,是观众很称道小演员的戏,在家庭戏里看到了孩子们那一抹色彩,大家觉得很难得。所以《小欢喜》同样重视小演员的戏,并且更加突出了孩子们的戏的比重,突出他们绽放了不一样的光芒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你觉得《小欢喜》的核心思想是什么?它想传递一种怎样的解决之道?

  徐晓鸥:教育本身、家庭教育是没有答案的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,每家每户看上去是三口之家,可每个人都带着各自的家庭背景、各自的生活逻辑、知识体系、性格等等,这些组合,按照数学解析,是无穷大的变化。我觉得我们无法提供答案,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,没有标准。只能说这样做对这个家庭最合适、最扬长避短,就O.K.。我们更多地是提供一些思考方法,提供新的人物、新的生活逻辑、新的教育理念。让观众看到一些和以往不一样的家庭模式,很重要。比如刘静为什么那样受大家喜欢,就是因为我们身边这样的母亲太少了,其实所有孩子和所有母亲都希望成为这样的人——说到底,谁不希望成为一个美好、温柔的人呢?心里有星辰大海的妈妈太少了,或许看完《小欢喜》,很多妈妈们也会自省,哪怕这一代人不能达到这种境界,但大家都意识到了美好、温柔应该是这个样子的,下一代或许就能做到了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现实主义题材不好做,确实存在各种主观、客观上的问题。你认为最大的难题是什么?如何破局?

  徐晓鸥:我们也不敢说有破局的能力吧。做现实主义题材,我觉得比较难的,可能第一确实是破题的能力。我一直打比方,生活像一个球,你踢进去的任何一条曲线都是不一样的。也就是说,家庭剧的出发点,其实非常多,很不一样。比如我们现在教育题材也归属在家庭剧里,因为我们讲的主体还是家庭教育,但我是用教育去打开家庭剧的切口的,我看到的这个生活的横截面,和我用夫妻情、中年危机打开家庭剧切口的横截面是不一样的。这个破题的能力,是起点。然后接下来当然是真实和思考,你能否用让观众真正产生共情的东西去完成自己的表达,这是第二个难点。

  出发点很重要。我记得杀青的时候,黄磊老师写过一段话,我们自己在创作群里看到觉得特别感动。他的大意是:你要爱剧本里的每一个人物,要同情他们,并且要给他们找到一条最宽容的道路。你去写这样的人,最终回归到善意,这很重要。这也是我们在创作过程中慢慢能体会到的,因为你用“恶”呢,的确容易体现戏剧感,用“善”比较难,戏剧冲突相对不太上得去,而用“善”是我们的一种选择。

  徐晓鸥:我们会坚持。我们整个团队都有做现实主义题材的基因,也都热爱做现实主义题材,成立那么多年,我们一直都没断过做现实主义,每年都有现实主义题材作品。

  素材来源,我们改编、原创都有。像我们已经开机的两部女性主义题材作品《二十不惑》《三十而已》,都是原创的、讲述女性成长的剧集。当然,好的小说,好的IP仍然是极好的素材来源,但我们也不会过分依赖。总体上,我们是版权作品和原创作品并驾齐驱吧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除了教育话题,现实主义题材里,还有哪块是你们以后会特别想做的?

  徐晓鸥:嗯,除了教育、女性题材,我们的现实主义题材里,还有其它条线。比如今年和公安部合作的《猎狐》,就是讲海外追逃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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